周小川、肖钢、吴晓灵、朱民都发声了，这场论坛信息量很大！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更多政策组合在研究储备之中

原标题：周小川、肖钢、吴晓灵、朱民都发声了，今天这场论坛信息量很大！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更多政策组合在研究和储备之中

4月16日，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正式开幕。

周小川、肖钢、吴晓灵、朱民等在论坛上做主旨演讲。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廖岷发表致辞。

廖岷在致辞中表示，从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态势还在延续。各项措施目前都在按照提前发力、精准施策的要求全力推进，更多政策组合也在研究和储备之中。

周小川：中国数字人民币设计是为了零售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围绕数字货币回应了相关问题。关于如何区分和评估CBDC（央行数字货币），周小川从稳定角度回应指出，稳定性可能是一个连续指标，稳定不要作为二选一来考虑：要么稳定、要么不稳定，商业银行账户里的钱不具有100%稳定性的提法值得质疑，商业银行也可以发行M0。

图片来源：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官网

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央行所强调的数字货币e-CNY（数字人民币）是定位于M0的问题，他介绍，中国央行强调研发数字货币是为了替代M0，表明它的应用重点是放在零售环节。

关于中央银行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应该加快发行并更多地发行数字货币的问题，周小川回应表示，货币印多少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否能流通取决于应用。

关于数字货币必须要立法先行，要有国际标准。他回应表示，数字货币还在研发、创新过程中，不可能把立法弄清楚。

此外，关于因当下地缘冲突而备受关注的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他介绍，SWIFT不是不可替代，但要替代SWIFT要做很多事情，替代之前和过渡期间可能会使贸易受到影响，如果金融支付系统或者是支付通讯系统，滑入某种冷战格局，大家都会有损失。

周小川认为，当前在央行和金融体系中的M1运行还是比较正常的。虽然随着科技的进展，任何业务都有提高的空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安全、出了错能纠正，这些都有空间，但是似乎M1改进的空间不那么大。不要说替代M1让大家觉得M1以后的管理办法完全都要改变了，好像造成一种这样的冲击，显得当前系统不太好用，需要替代。

肖钢：投资REITs的风险和收益属于中等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在论坛上表示，自去年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上市交易以来，总体市场运行平稳，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应该说试点项目的示范效应良好。同时在试点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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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钢指出，REITs性质上是属于证券，但与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有很大区别，本质上是证券，但不是股票，也不是债券，也不是资产证券化，既然是证券就要依托《证券法》将REITs作为一个独立的证券品种制定专门的法规。目前采用“公募基金+ABS”的方式是符合现行的法律可行方案，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产品结构层级过多，法律关系复杂，运行和监管成本增加，市场主体的职责界定和协调难度增大，要针对试点当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相关的法律，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肖钢强调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公募REITs去年试点以来我们投资者确实还不成熟，对投资标的的认识不是很清，我觉得既不同于股票投资也不同于债券投资，也不同于公募基金的投资，这是特殊的公募基金，公募基金+ABS，其实未必是大量投资者现在熟悉的公募投资，我觉得REITs投资不同于公募基金投资。”

他表示，基础设施的公共REITs底层资产是运营稳定的基础设施，价值的波动一般比较小，不可能是大的波动。另外每年强制分红的比例比较高，因此相对股票投资来讲应该说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投资者也不要寄希望于项目的运营收入和未来的现金流持续大幅度的增长，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基础设施的运营有时候还可能会大幅度下降，比如说遇到疫情，所以很难大幅度的增长。因此投资REITs的风险和收益属于中等水平。

朱民：碳中和将颠覆性再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表示，碳中和从根本上颠覆性地再造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经济结构，而在这过程中，金融将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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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碳中和是一个范式变革。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的时间，这意味着碳中和将引起整个经济结构剧烈且深刻的变化，这对中国来说是重大挑战，也是重大机遇。在这过程中，金融将起到关键作用。

朱民指出，从增量上讲，金融为碳中和提供规模巨大、期限长、风险高的零碳金融融资。“估计能源融资将达18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这是相当大规模的投资。”

增量的投资很大，但存量的挑战也很大。因为在碳中和转型过程中会重新定义资产价格，而国家、产业、公司、金融机构、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都会随之发生变化。清华大学也有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在碳价上升和能源价格下降的冲击下，煤电公司对银行贷款的违约率也会上升。

朱民透露，目前在四大国有银行，高能源、高排碳产业占银行贷款比重仍高，亟待进行存量调整。在这个过程中，管理碳中和转型的金融风险就特别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碳中和其实是在根本上颠覆性地再造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经济结构，整个经济从高碳走向低碳，通过能源革命、经济创新重塑整个制造业。”他说，金融业必须在这个过程中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主要改革措施包括构建金融宏观管理框架、建设零碳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等。

朱民认为，未来四十年，绿色金融体系要逐渐转化为零碳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在业务上要支持碳中和，机构本身也要实现零碳运营。

对于中国金融机构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朱民建议，金融机构要制定零碳转型战略和路径规划，形成新的激励机制，进行信息披露和服务创新。要建立风险管理系统，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同时，也要在治理机制、数字化基础设施、知识能力和人才方面做好储备。

廖岷：更多政策组合在研究和储备中

4月16日，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廖岷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2021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这个态势还在延续，同时疫情和经济增长方面还出现了一些需要我们关注的新情况、新变化。

廖岷 图片来源：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官网

“统筹疫情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的区间，相应的政策已经明确，各项措施目前都在按照提前发力、精准施策的要求全力推进，更多政策组合也在研究和储备之中。”廖岷表示。

廖岷认为，当前要着力减少和避免出台具有明显收缩效应的政策措施，遵循经济规律，坚持依法行政，寓管理、监管于服务之中。更多采用在线整改和在线回复的做法，更大力度地保护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最近新冠疫情正在国内一些地方零星蔓延，给我们国家经济的运行，尤其是给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货运物流带来较大的压力。”廖岷说，为此金融管理部门已经出台了针对性的举措，金融机构也正在精准帮扶，为货运物流企业和从业人员疏困解难，帮助他们提高抗击疫情的财务能力。

廖岷表示，期待金融机构能够更多地加大对关键物流、仓储、电商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他们在特殊时期为畅通物流和供应链更好地发挥带动效应和集群效应。

廖岷还表示，同时要为货车司机、快递小哥和出租车司机等重点群体开发和提供更多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帮助他们降低偿债压力，加大因不可抗力导致的货物损失保险理赔力度，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陆磊：加快建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布了《2022中国金融政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他表示，《报告》的一条逻辑主线就是金融应该如何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发挥关键积极作用。金融的跨期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预期引导等基本功能对于经济保持韧性、提振活力具有极端重要性。当前形势变化对金融工作提出新要求，要进一步发挥金融体系的基础性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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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磊表示，在当前高水平开放环境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为防范跨境传染，需要以预期管理为核心，构建科学的宏观引导+灵敏的微观响应“两位一体”的经济金融管理体系，由此形成当代经济金融管理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要“以我为主”推动创新理论，打牢货币金融管理工作的基础，立足中国实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理论，并运用好中国成功应对宏微观挑战的金融管理经验。

“维护金融稳定、保障金融安全、严控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部门的天职。”陆磊强调，金融管理部门要坚守底线，保障金融体系平稳健康运行。一是要加快《金融稳定法》落地实施进程，在充分总结国内外金融稳定实践经验以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修改金融稳定法草案，继续积极配合立法机关推进后续立法工作，加快《金融稳定法》落地实施。

二是要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设立金融稳定基金是欧美发达经济体构筑金融安全网的常见工具，如欧洲设立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盟单一处置基金（SRF）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美国设立的有序清算基金（OLF），英国的金融机构的特别处置机制（SRR）和德国的金融市场稳定基金（FMS）。

“我国要建立金融强国，也需要将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作为我国国家重大金融风险处置后备资金池和金融稳定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陆磊说，要继续完善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资金管理和使用方式，创新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资金来源，制定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动用细则，形成与现有存款保险基金和行业保障基金相互补充、协同配合的高效金融安全网。

刘连舸：通过数字化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在论坛上指出，从数据上看，2020年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4.4亿美元。我国发展弯道超车，进展得非常快。一是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二是把数据作为一种要素资源创造了新动能，三是数字经济全球合作已经呈现出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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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很大程度是后来者居上，但是也应该看到差距，特别是在制造业数字化的渗透率方面，我国现在还仅为19.5%，低于发达国家33%的平均水平。

刘连舸认为，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是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一是数字经济要求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通过数据连接，一方面促进金融发展，另一方面促进经济实体的发展。

二是数字经济要求金融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当下各大金融机构，包括中小金融机构都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从投入看，例如中国银行，2021年投入186亿元，比前一年增长约11%，这个速度和投入还不算最快的，还有差距。

三是数字经济为增强金融服务的包容性创造了条件。近些年，通过线上大数据连接，包括中小银行在内，至少跟政府合作五到十个数据源头，多方面介入以后评判一个客户，这为我们节省了成本，通过模型的制定提升了效率，强化了风险防范，数据化对银行业的影响是天翻地覆的。

四是数字经济要求构建更加安全的金融体系。一方面存在数字技术滥用，好多平台乱象频发。另一方面是数字安全问题，信息采集泄露时有发生，这方面监管也非常严，因为数据出问题被罚、被处置的情况也不少。最后是数据跨境流动问题，这直接涉及到国家金融安全。

刘连舸指出，在产业数字化过程当中，还要提到金融自主安全性，在未来正要进行的系统安全工程等方面，我们目前还存在短板，需要尽快补上。

IT系统的安全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特别是这次俄乌冲突发生后，抛出的金融核弹——掐断SWIFT系统，这都为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有所准备，通过数字经济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保证我们的外贸经济各方面的安全。

管涛：若美联储政策紧缩超预期

人民币汇率或重新承压

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论坛上分享了他对今年的看法和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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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表示，今年很大的影响场景就是美联储政策紧缩，这是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影响中国跨境资产流动、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重要因素。

管涛指出，这个因素对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影响有以下四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美联储温和有序紧缩，中国外资流入减缓，人民币升值减缓。我们刚刚经历的阶段，美联储缩紧购债的阶段，2月底由于俄乌冲突放大了这个风险，今年前两个月的涨幅全部抹去了，现在已经跌到了去年年底收盘价，作为外部角度来讲，不担心这个事情出现。

第二个场景，现在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会有更多激进的加息，甚至同时会启动缩表。上一次美联储货币正常化是渐进的，2014年缩减购债，2015年第一次加息，2017年10月份开始缩表，这一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加息和缩表，难免会引起美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动荡，而经济金融动荡有可能会造成市场风险偏好下降，驱动中国出现阶段性的资本外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有可能有涨有跌，双向波动，不至于会出现贬值的恐慌。

第三个场景，如果美联储货币紧缩力度超预期，有可能会刺破资产泡沫，引发经济衰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再咬定加息不会引发硬着陆，这可能不是基于专业而是基于职业的判断；而美国前财长日前接受采访说，可能衰退是难以避免的。

管涛强调，中国今天无论与2018年相比，还是与2015年“811汇改”相比，我们更加融入了全球化，这种情况下一旦全球金融动荡，经济衰退，中国可能难以独善其身，不排除人民币汇率可能会重新承压。

第四个场景，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回宽松。如果中国能继续保持经济复苏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中国有可能会重现2009-2013年的情形，资本流入，中国成为国际资本避风港，人民币汇率会更加强势，前提是我们能不能用好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保持经济恢复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因此这第四种场景实际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

管涛表示，通过以上四个场景的描述，可以发现现在已经较为平稳地度过了美联储紧缩的第一个阶段，但是对后面仍然要高度关注和警惕，因为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是线性的，可能是非线性的。

编辑|卢祥勇 盖源源

校对|程鹏